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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女性想兼顾事业和家庭,最需要「这两位」的支持

2020-06-24768观看
台湾女性能否样样兼顾?

许多职业妇女都会自问,我能否样样兼顾?对于事业成功的男人来说,想要事业、婚姻与家庭三者兼顾往往并非难事,但对于许多台湾女性而言,三者兼顾却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,因为女性总是面临在事业、婚姻与家庭三者之间顾此失彼、顾了这个就得牺牲另一个的痛苦。

整体而言,台湾女性在职场上已经比东北亚各国的女性享受更多的男女平权,并且比东南亚各国的女性拥有更好的法律保障。在某些方面,例如在产假上,台湾妇女所享受的福利甚至超越美国妇女。

然而问题在于,虽然法律的条文本身还算符合男女平等,法律的执行情况却不够确实,而男女不平等背后最深层的原因,乃在于台湾根深蒂固的文化,认为女性无法胜任管理职,或是女性只要把家庭或家务打理好就可以了,即使是职业妇女也是如此。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律师马静如指出,「我认为大家的观念还跟不上法律观念的改变。」

联合国开发计画署(UNDP)在2010年,综合生育健康、女性自主权、还有劳力市场等数值,提出了「性别不平等指数」的概念。行政院主计处将台湾的相关数据代入该公式后得到的结果显示,台湾的男女平等程度名列前茅,性别不平等指数只有0.053(数字愈小代表不平等的程度愈轻)。相比之下,日本的不平等指数是0.131、韩国是1.153,而美国则是0.256。

相较于日本近来才由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相关政策,鼓励更多女性投入职场解决日本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劳力不足问题,在台湾,大家早有夫妻双方都投入职场才是常态的共识。具有加州律师执照的亚东工业气体资深法务协理苏瑛珣指出,日本与韩国跟台湾不同的是,日韩社会普遍期待女性在生儿育女后应该离开职场当全职母亲,不论她们的专业能力或事业成就如何。

另一方面,东吴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、同时也是前任现代妇女基金会会长的姚淑文则指出,新加坡在某些国际女性平权指标上的表现比台湾好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当地的性别平权法律更能得到真正的落实。

台湾政府自1990年代末期首度开始提倡女性平权。在1997年,行政院成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「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」,将学者及女权团体的观点纳入政府决策之中。隔年,政府进一步由内政部拨款成立了「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」,旨在扩充公部门和私人企业针对女权议题的交流管道。

台湾女性想兼顾事业和家庭,最需要「这两位」的支持

「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」(简称妇权会)乃由行政院院长召集,并于2002年推动具有指标意义的《两性工作平等法》、2004年通过《性别平等教育法》,并要求各部会设立性别平等专案小组。因应政府组织改造,首间专门职掌两性平权业务的正式政府单位、也就是「行政院性别平等处」 (DGE),在2012年取代了妇权会。此外,妇权会更名为「性别平等会」,进一步负责拟订政策方向,并交由性别平等处执行。

虽然不具签署联合国公约的资格,台湾仍于2007年选择自主遵守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(CEDAW),该公约乃由联合国大会在1979年採用,一般称之为《国际妇女人权法典》。台湾自2011年起将CEDAW规範纳入国内立法。行政院性别平等处黄碧霞处长指出,相关法律修正案预计将于今年底之前完成。其中一项已经落实的改变,就是将女性合法结婚年龄由16岁提高至18岁。

职场上

近年来,台湾的女性已在职场上往前迈进一大步。15至6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,从2001年的51.2%上升到2013年的58%,此数值与美国大致相同,且明显高于日本的49.4%以及韩国的49.2%。

如同大部分已开发国家一样,台湾的女性大多选读文组而非理工科,并偏好在服务业工作,而非工业界。2013年,全体台湾女性有25.8%在工业界工作(超过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值两倍之多)、71%投身服务业、3.1%从事农业。相较之下,台湾男性员工有44.3%在工业界工作、49.3%在服务业、6.4%从事农业。

就薪资而言,台湾的女性员工整体薪资长期低于男性。性别平等处所提供的资料显示,2013年全体台湾人的平均薪资是新台币45,595元,其中男性平均薪资为50,269元、女性平均薪资为40,903,约为男性的84%。不过性别平等处补充道,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,因为女性平均薪资在2008年只有男性的81.%。

男女薪资差异不见得是由于性别歧视所直接造成的影响。例如,相较于男性,更多女性倾向从事兼职性、暂时性或是派遣类的工作,因为她们必须同时照顾家庭。几乎有8%的女性劳动力是从事这类较没有保障的暂时性工作,相比之下,从事暂时工作的男性为6.2%。

此外,不分职业类别,在职场上愈高阶的管理职女性就愈少。性别平等处就指出,在台湾的立案公司当中,女性主管占了29.28%,这个数据跟日本的10%相比已经十分优秀,但相比美国的43%还是遥遥落后,相比新加坡的31%则是旗鼓相当。2011年的数据同时显示,在公部门当中的女性首长占了全体首长的23.1%。

在台湾政坛,女性明显仍是少数,却比许多国家的女性更加活跃。公职人员选罢法在2007年进行修法,规定政党提名不分区立委时,至少须有半数是女性。台湾女性立委人数自2002年以来已成长12个百分点,目前约占34%。相较下,美国国会议员在2012年仅17%是女性,新加坡为23.5%,日本则是13.4%。

台湾女性在高普考的表现也相当杰出,却很少被拔擢担任高层。根据国发会统计,台湾公务员多数为女性(55%),但每升等一次,女性人数就会减少。现任的104位部长和副部长中,仅14人是女性(13.5%);32位部长中更只有5位女性,分别是法务部长罗莹雪、文化部长龙应台(已辞)、政务委员蔡玉玲、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,以及主计长石素梅。

至于法律界,目前女性律师略多于男性,但亚东工业气体公司的苏瑛珣认为,不应将此视为两性平权的证据。她表示,通过严格资格鉴定考试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,但在大型法律事务所取得合伙人地位的却以男性居多,女性则停留在受雇律师阶级。她说:「从其它角度解读这个现象,就是社会鼓励男性创业。」

苏瑛珣接着指出,许多法官对两性议题的认知不足。数年前,台湾高等法院推翻一起性骚扰官司的原判,改为裁定碰触女性肩膀或腰部并未触犯性骚扰防治法,性骚扰应只限于碰触臀、胸或其它「私密」身体部位,结果引发群情激愤。苏瑛珣说:「有些女法官的思维也非常古板。」

达丰公关顾问公司总裁梁吴蓓琳表示,即使在公关界,女性升迁也困难重重。达丰的客户包括惠普(HP)、高通(Qualcomm)、宾士汽车(Mercedes-Benz)和澳门旅游局。梁吴蓓琳发现,客户往往比较重视男性公关顾问,因此女顾问必须展现强硬、高效率和近乎阳刚的特质,才能拿下生意。她公司的员工有84%是女性,有时客户希望安排晚间娱乐活动,却因为女员工觉得不自在而丢掉生意。

双重压力

一般说来,女性升迁机会不如男性,主要是受限于社会认为女性须扮演照顾家庭和家人的传统角色,负起照顾亲生父母、公婆和小孩的责任。部分女性确实忙于家庭事务;但有些个案是上司可能基于刻板印象,认定女性会分心照顾家庭事务而无法全心投入工作,因此从未考虑拔擢女性。姚淑文估计,45岁左右女性的月薪平均比男性少1万台币,因为这个年龄层的男性通常至少已升迁到中阶管理职位。

苏瑛珣表示,男主管可能「看着某位女部属,心想:『她为何得在六点下班接小孩,无法留下来加班?』打考绩时,男主管可能无法理解职业妇女面临的额外压力。」

来自香港的梁吴蓓琳认为,台湾职业妇女肩负的责任比香港女性还多,因为香港社会通常不会期待职业妇女煮饭或照顾公婆。梁吴蓓琳指出,她的台湾秘书只要碰上小孩、父母、丈夫或公婆生病,就须请假,「在台湾,女性必须当个好老婆、好女儿、好媳妇,扮演好一切角色」。

姚淑文表示,影响女性工作升迁机会的另一个性别刻板印象,就是高层主管普遍认为女性的企划或管理大型组织能力不如男性。男性晚上结伴喝酒进行重要交际时,也都不会邀请女性参加。

此外苏瑛珣指出,女性在职场经常受到次等待遇。例如一群男女在会议室开会,通常会期待女职员端茶水或咖啡。儘管苏瑛珣和客户开会时,她可能是在场的最高层公司主管,但她经常发现「客户在等待最后决定时,往往盯着和我坐在同侧的男性,并未意识到我才是有权在部分议题上做出最后决定的人」。

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(Columbia University)政治硕士学位的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,台湾政坛通常认定,女性较适合处理教育、社福等领域事务,男性则因为传统上被认为较刚强、积极,可能更适合处理军事、两岸关係和外交政策议题。

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马静如指出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台湾女性本身通常不够果决,许多人从小被灌输传统儒家思想。她表示:「台湾相当多女性被灌输要顺从丈夫、上司,永远逆来顺受。」「这些美德深植在许多台湾女性心中。」

嘉柏国际公司总经理黄坤瑛表示:「台湾许多女性都很被动、文静。」她还指出,女性应明智抉择战场,这点也很重要。不过她和接受本刊採访的其他高层女主管都呼吁女性,若觉得受到不平待遇或贡献被抹煞,应勇敢表达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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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政府已通过一些措施,提高女性在企业和公民组织担任权力职务的机会。例如经济部审查企业是否有资格申请某些补助或奖项时,会要求董事会至少须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女性。金管会自2012年起审核银行开设新分行的申请案时,会查核该银行贷款给女性所创办中小企业的表现。另外政府也研议修改规範公民组织的法规,要求各组织的董事会须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成员。

产假规定是女性争取职场平权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台湾在2002年制定堪称性别平权里程碑的两性工作平等法时,首度提出产假规定,允许女性享有两个月产假和两年育婴假。男性亦可申请育婴假。

女性在产假期间,还可获得两个月的劳保生育给付,金额多寡视其投保薪资而定,单月在新台币19,273到43,900元之间。两年育婴假期间还可请领最长6个月的津贴,每月给付金额为投保月薪的60%。法律并未要求企业必须给予女性有薪产假,不过部分雇主会主动提供。

前述法规乍看之下相当进步。政大劳工研究所教授刘梅君指出,美国联邦法律只给予员工12週的无薪家务假和病假(各州可能另有法律规定)。不过台湾实际上对违反产假规定雇主的开罚金额相当低,通常不会超过3万台币。苏瑛珣指出,跨国企业比较愿意遵守台湾政府规定,本土中小企业则可能会以身试法。她说:「企业缴交的罚款可能远低于守法的代价。」

女性在育婴假期满后,理论上应能重返工作岗位,不过雇主可以轻易裁撤其职位,儘管还是得比照裁员方式,支付她遣散费。刘梅君表示,企业通常不愿提供育婴假,因此每当有女性员工提出申请,雇主就会暗地放话,表示当她们想要销假回来上班时,可能已经没有职位可以安插。

苏瑛珣表示,民营企业的高阶职务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状况,公司很难让负有重责大任的职位悬缺两年,而且这类职务也几乎不可能找临时人员填补。苏瑛珣说:「在公司里爬得越高,就越难找到可以代理的人选;所以女性主管若想请假两年,公司就会乾脆另行找人取而代之。」

姚淑文表示,台湾政府对生育率下滑问题忧心忡忡,幸好社会已逐渐体认到生育下一代的重要性。她发现迹象显示,雇主越来越能包容女性请产假。

遏阻性骚扰的执法行动也是一大问题。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或男性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,向劳动部或地方政府的劳工局举报(公家机关和军方另有一套检举管道)。若后续调查发现罪证确凿,雇主最高会被罚处50万台币。性骚扰案件被视为行政争议,因此处以行政处罚,而非交由法院审理。

姚淑文表示,事实上这意味骚扰者若是上司,女性受害人就面临是否该举报的棘手抉择;雇主若遭到政府罚款,就可能会设法惩罚举报的受害员工。

马静如也指出,和美国相比,台湾的性骚扰案判刑往往很轻。她以2012年的美国案例为例,一名加州女子控告沙加缅度(Sacramento)一家医院性骚扰,结果获判赢得近1.68亿美元的赔偿。马静如表示:「这类赔偿金额在台湾根本是不可思议。」她指出美国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比台湾先进,完全是因为美国女性的权益意识较高,比较愿意挺身捍卫权益。

台湾女性想兼顾事业和家庭,最需要「这两位」的支持

年颁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。刘梅君表示,该法有助于保护学生免于遭受教师或其他同学性骚扰;若有可靠的证据显示教授骚扰学生,教育部就会不准该教授继续从事教育。性别平等处黄碧霞处长指出,性别平等教育法最近经过修法,将针对他人性别或性取向的「霸凌」行为也纳入,以涵盖无法被归类为性侵或性骚扫的案件。

从数项标準来衡量,台湾女性的教育表现优异。年龄在25到29岁的女性中,有88.3%至少曾接受高中或技职教育,男性则只有83.4%。不过姚淑文指出,儘管大学毕业生有半数以上是女性,但硕士或博士班学生仍以男性居多,博士班男性人数比女性多3倍。她将此现象归因于女性因为婚姻和照顾家庭压力而须背负较多责任,女性会担心一旦离婚就须负责照顾小孩,因此希望在财务上拥有安全感。到国外念书或继续其它深造,对女性来说是太过奢侈的梦想。

基于前述原因,台湾女性在大学教职员所占比例极低。儘管中、小学教师大多是女性,但在大专院校约仅占三分之一。此外台湾目前162所大专院校的校长中,女性比例不到10%。素享声望的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吴妍华,是突破男性优势趋势的知名女性之一,其专长领域为分子生物学。

大专院校也出现类似职场的模式,卫生、福利和教育等学科的学生大多是女性。选择工程、製造和电脑相关领域的女性少之又少。

台湾政府正设法鼓励女性多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。例如政府在2012年推出一项计画,邀请获奖女性科学家到女子高中访问,讲授理化课程,并主持相关实验。此外,高中推出两性平权课程,政府也自2004年起鼓励大专院校提供相关课程。

目前在中国仍相当普遍的重男轻女观念,如今在台湾已成历史。台湾在2007年开始实施人工生殖法,禁止对新生儿进行性别筛选。每百名女婴所当男婴数(性比例)在2013年降至107.4人,不但是17年来新低,也接近105到106人的自然比例。医院若出现新生儿性别比例不正常的迹象,卫福部就会展开严格调查。

现在的台湾女性即使结婚,也都选择晚婚。国发会人力发展处专门委员谢佳宜表示:「我认为这是因为女性的教育水準已经提高,个人主义意识也越来越强。」「现在的女性认为家庭不是唯一的出路,因此若没有遇到合适对象,就会选择继续单身。」

国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,台湾20到24岁女性的已婚比例,在1982年为37.8%,2012年时大幅降至4.6%;30到34岁女性拥有配偶的比例,在1982年为88.7%,2012年则降至53.2%。换言之,台湾三十岁初头的女性,每两人中只有一人可能已婚。在此同时,台湾的离婚率上升,从1972年每千人中有0.36人离婚,到2013年已增至2.3人。

此外,婆婆总是盛气凌人的刻板印象也逐渐消失。姚淑文表示,现在五十岁初头的女性是遭受跋扈婆婆虐待最多的一群,因为五十岁世代是经历女性解放的第一代,但她们的婆婆仍是传统世代。她还指出,新婚夫妇和公婆同住的大家庭制度也逐渐消失;即使现在还有大家庭,通常也纯粹是经济考量使然。

部分受访者表示,对于心态较传统的台湾男性来说,成功的职业妇女通常显得太独立,导致这些女性的相亲机会较少,是造成台湾生育率骤降的一大原因。所谓生育率是指生育年龄妇女所生孩子的平均数,台湾在1951年达到7.040的高峰,1984年变成2.06,2010年则降至仅0.9,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,后来在2013年反弹至1.07。国发会的谢佳宜认为,生育率之所以反弹,主要是迷信所致,而非政府政策成功,因为2010年是虎年,被视为是不祥之年。

不过造成台湾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显然还是经济,而非找不到合适男人。国发会引述2006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,女性表示不打算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是抚养家庭的经济负担沉重。台湾政府为了挽救生育率,设法宣导家庭价值,并鼓励民众结婚,甚至还扮演红娘替公务员凑对,为单身者举办相亲和观光旅游。

台湾女性想兼顾事业和家庭,最需要「这两位」的支持

苏瑛珣表示,对女性来说,若要「鱼与熊掌兼得」,就须获得更多奥援,尤其是经济负担範围内的高品质托儿服务,让她们可以放心发展事业生涯,无须担心小孩。在台北,民营的小孩课后照顾服务每月约需2万台币,聘请到府照顾小孩的保母每月约需4万元。政府虽设有公立托儿所,但候补者大排长龙,显示需求远大于供给。

要同时应付工作和家庭并不容易,但法银巴黎投顾(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)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季崇慧表示,只要营造适当环境,就可两者兼顾。季崇慧已婚,且孩子都已成年。她表示,重要关键就是首先要了解丈夫分摊家务的意愿。她敦促女性,遇到男性要「睁大眼睛」观察,从中挑选合适的伴侣。第二个重要关键则是要有通情达理的老闆。季崇慧表示,她在职场努力往上爬的过程中,和老闆达成让她晚上七点就可下班的协议,不过她在下班前会把所有工作做完。她的结论是:「若要家庭事业兼顾,就得迅速又有效率」,「做事必须非常有条不紊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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